7月2日，贵州省关岭县山体滑坡事故现场，搜救人员在工作

　　贵州安顺滑坡灾害

　　1秒内，高1200米左右的山峰突然降下，形成巨大的泥石巨龙。首先滑行500多米冲上对面山峰，将半山腰的房屋直接铲起。“轰的一声，像大爆炸一样，石头都是往上飞。”王明珍的家离这时的龙头还有不到100米。“我眼看远处的邻居还在洗头就不见了，对面的山要冲过来了。”她拉着婆婆正要逃，“也就是几秒钟，山体突然拐了方向。山下的村子全都没了”。巨龙这一次做了90度转角，“像混凝土搅拌一样冲了1000米”，覆盖了山腰山脚的37户人家。

　　记者◎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

　　绝处未逢生

　　现在，新的山峰之上，是不断翻起泥土砂石的30台挖掘机，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峡谷，还有几十户人家和一条大河了。从事发当天的6月28日下午开始，大寨村山脚下逐渐聚集了各部队和抢险单位“救援”字样的队伍，然而所有人都明白，“救援”的意义非同往日，所有结论都是，“几乎不可能有生还者”。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救援部队指挥官，是安顺市消防支队政委徐忠，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泥石流顺势将山路全都填满了，我翻山上来后，看到的是一个光亮的山一样的平面。平面下有多深我不知道，可当地人说底下还有河道，大概有50米深。所有人、房子都在泥巴的平面之下。”
　　搜救犬、雷达和红外生命探测仪没有任何信号，之前媒体报道两个孩子可能有生命迹象。“这是没有的事情，我们的人员和仪器，迄今没有发现任何希望。”徐忠手上还粘着刚输完液的药棉，言谈中得知，他曾经参加过汶川地震等多次重大灾害救援。“这次和地震是完全不同的，地震有些情况还有的救，泥石流无缝隙，无死角，填满了所有空间。所过之处，是一边推一边滚，疾速毁灭性的。”徐忠说他当时站在滑坡面上看那座削下来一半的大山，“觉得很奇怪，虽然当时下着雨，可那座山像一个漏水的塑料袋一样，巨大的水流从山顶上喷流出来”。地质专家后来证实正是这座山里隐藏着的一个溶洞，把下雨的水完全吸收在山体内，这次等于一次性全都释放引起的大滑坡。“也不完全是这一次的雨，但这山过去是没有出水口的，我们都以为这山没有溶洞。”大寨村村长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
　　贵州安顺地区的山区是典型的喀斯特溶岩地貌，水流在山体自然地进出。然而大寨村所处的塌方之山却不是。“这座山像一只靴子，上硬下软，上陡下缓。”国土资源部地质专家殷跃平说。往年的夏季大寨村也是连绵不断地下雨，然而从没有发生过塌方。“我们这里连听都没听过塌方。”岑朝阳说。塌下来的部分是山腰以下的土质部分，现在留着的则完全是山顶坚硬的岩石。正是有这一大块土地，大寨村的新寨组和永窝组才扎根于此，“因为好的土地太少了，贵州的山多石头，我们原来在山上种玉米等等，完全依赖这块土地，别的村都羡慕我们有这么近的耕地”。大多数村民的土地，都在离自己家较远的山脚下，他们住在石灰岩的山上，对有限的土地很珍惜。
　　“土里出白玉，地上是黄金”的红色对联还贴在山腰上一户躲过泥石流的人家的门上。正是这引以为自豪的地形给大寨村带来了灭顶之灾。30台挖掘机已经不眠不休地挖掘了6个日夜，但所获的遇难者遗体很有限，临近发稿时被确认的尸体只有42具。一个翻斗把一大块土石挖出翻过来撒在地上，另一个就来再细细筛选一遍。挖出的白色棉被套被叠好放在土堆上，过去一摸里面有些湿润。“因为冲击速度太快，很多东西都是包裹好的，所以并不是很泥泞。灾难第二天就大晴至今，急速上升的温度，东西就还能找出来，人却正好相反。”徐忠告诉本刊记者。
　　山谷里每日高温，巨龙已经被翻捡多遍，成了乱糟糟的大土堆。站在土堆上戴着口罩，本刊记者的眼睛被尸解散发的硫化氢和氨刺痛到不断流泪。然而现场封锁线却拦不住一直等候在土堆四周的村民们。李树森突然失去了7位亲人，奶奶和婶婶的遗体还未找到。然而6天以来的挖掘、查看、分辨，李树森还是无法平静叙述他所看见的景象。太阳毒辣，“腐败程度每天都在急速提升”。

　　安慰与安置
　　
尽管救援部队已经开始采取防疫措施，也越来越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灾难现场。但武警并不忍心真的把寻亲者完全隔绝。“虽然防疫形势很严峻，可是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给他们救出亲人了，在这里看着，起码有一点点安慰作用也好。”徐忠不忍地说。村民还是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现场，形成难以名状的绝望又坚持的气氛。每挖出房梁或衣物，他们就迅速聚集下去，看看是否是自己家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么亲人的遗体很有可能会随后找到。大多数人没有等到任何消息，村庄虽然已经毁灭，然而整体滑落移动后，屋和人的位置还需要辨别。他们也向部队描述过了，自己估计的房屋位置。实际上，大多被找到的是最高处的少数遇难者，低处的多数人可能完全被冲入了深渊。村子由黎族、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构成，高处的多是黎族，“祖辈都这么住”。
　　一位黎族妇女失去了丈夫，她的家就住在山脚下，她每天在土堆上扒拉，手里提着一袋衣服物品，有时猛然发现自家的东西，会发出哭不出来的“呜呜”声。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到山下插秧而幸免，然而老伴和孙子们全都没了。每天他提着一袋面包，在土堆上上下攀爬，他告诉记者：“因为下大雨，本来应该去上学，因为山路被水冲坏，当天就没有去。”他们已经一贫如洗，唯一想做的只有守候亲人的遗体。他们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生活，却都无法待在屋里。现场只有挖掘机的声音和部队对讲机的声音，寻亲者安静得可怕，即使回去也不睡觉，每个人都红着眼睛，死盯脚下每一寸泥土。
　　岑朝阳本来是被委派代表村民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寻找和探查的。他是村主任，现在却又因为村书记遇难，兼任了村书记。他的妻子在泥石流中遇难，至今也没有找到遗体。“我当时在路口和盖房子的人在说话，我全家都……”岑朝阳小声带过去。这尚未盖好的房子正是泥石流的尾巴没有带过的地方。岑朝阳一开始给救援部队提供了107人的人数，“后来发现有一家人都在山后插秧，是5个成年人，他们家的3个孩子也不在屋里，于是才确定是99人”。他的任务是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判断也许被挖出的死者身份，然后去通知家属前来辨认。岑朝阳被迫不得不和外界保持密切接触，然而当他晚上等挖掘机全部停工后回到安置点，首先做的是把得到的香烟分给村民们。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不想说话了，只想和兄弟们待会儿。”
　　辨认是一件痛苦而艰难的事。本刊记者当场看到挖出的遗体只有一个儿童是被家长立刻认出的。没有人在现场号啕或表达激烈的感情，他们默默护送着遗体，即刻送往殡仪馆。李树森姐弟7人还有家属们，已发现5位亲人的遗体，却没有一个人掉眼泪。“从知道的一刻，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只是觉得看一眼是个安慰，不管有多少……”他们都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了，只是急切，看见后，立刻又转为震惊和悲哀。李树森辨认外婆其实只看到了耳朵和耳环，“是我们给她买的金耳环”。
　　政府安排的两个安置点，总共有900多人，灾难后临近的山村都被地质队排查了一遍，有山体滑坡危险的人都转移了出来。真正属于大寨村受灾两个组的人并不多。安置点里有三餐免费饭食，外界捐赠的衣物时常分发，电影有时也放。不过不断反复播放的大喇叭里，还是地质专家殷跃平做出的对于这次地质灾害成因、性质等判断的录音。安置点里的大多数人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王丽娥的房间里住着4个女人，都是大寨村人，她们都是常年在广东打工，得知消息匆忙赶回，现在茫然地等待消息，大多时候相对无言。“我奶奶没了，她没有享过我的福，我多折一点元宝。”王丽娥不停地折着，已经有满床的元宝了，她对任何外人都要说一句“你们好辛苦”。
　
　为了忘却的回忆
　　
大寨村的耕地稀少，每人平均还不到1亩。连任两届村长的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村子的人均收入一年是500元左右，大部分收入依靠的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寄回家”。中坚力量的年轻人现在悉数回到了这里，岑朝阳说，“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当天包车从浙江往回走”。大寨村毁灭的两个组是永窝和新寨，作为典型的留守村庄，死亡名单上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只有两三个年轻人是过路的”。李树森姐弟6人都是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个村上大学的很少，高中都少，我自己从1982年就去了深圳打工，90年代我就回来了，因为儿子们长大了，也可以去打工了。”岑朝阳说，这里是中国最坚定的劳动力输出地之一，以“珠三角”为主的外出谋生已经轮替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我记得去年才有两个上大学的，之前很多年里都没有。毕竟上高中太贵了，我们这里教育水平不高”。
　　现在第二代打工者都把孩子带在身边，希望在外面受到更好的教育，然而大寨村还是有很多儿童被放在家里。“家长条件不允许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且我们这里的人生好多孩子，计划生育根本管不了，到一个地方打工就生了，往往是一个男人出去，回来时带了老婆和一堆孩子”。在这个穷困偏僻的大山里，出外谋生的意义远大于如何生活。岑朝阳说，“年轻人出外都是为了见世面的，因为这里太偏僻了，连电视台都只能收到中央的，收不到本地的，广播根本没信号，所以县里之前也有广播注意泥石流什么的，我们根本就收不到”。安顺市到关岭县的道路交通条件都不错，但是进山后则是无穷的峻岭连绵，大寨村通公路也就是两年前的事，此前人要出门，必须翻山越岭到邻近的简庄村去坐车，如果要去所在的岗乌镇上，腿脚最快的人也需要走3个小时。
　　大部分留守儿童只好选择在简庄小学读书，“一直说给大寨修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却没修起来”。现在修好了路，孩子上学也得走半小时左右。一到雨季道路淹没就不去上学了，灾害当天是周一，但因为雨势太大，孩子们都被困在家中无法上学。“下雨那几天，房子里都积着水和泥，我们刚修了一个人畜吃水的井两个月，井盖就被泥巴盖了一米深。”岑朝阳说，大寨村最害怕雨季，“我们这水多，前半年贵州大旱，我们都没有断水。可是雨季就不行了，房子里都是膝盖深的水，每年这样也习惯了”。井可以蓄下山中的泉水，每家就有了自来水使用。村民们保持着传统习惯，有钱就在家乡盖房子。“房子毁了，我的几万元积蓄塞在袜子里放在家里的床下。”王丽娥觉得找回来的希望也渺茫。
　　“我们这里就是父亲先去打工，老了让儿子去打工。”王明珍的丈夫张振顺今年38岁，他小学毕业就去了广东，现在还在建筑工地上干零活，“一个月1000元左右，攒下钱让孩子在县城里上学，可是他们好像也不爱学习”。作为家中完全没有受损的仅有的人家，张振顺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谈起自己还能见到妻子、孩子和父母，他就泪眼汪汪，反倒是所有大寨村人里唯一能哭出来的。他告诉本刊记者：“我还没有敢告诉两个孩子，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回来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做，年轻人都回来了，都给我打电话，有些跑腿的事情我可以帮忙做，他们没有这个心情。”“塌下来的这座山叫大岭岗，对面是小岭岗，稍微矮一点，被填满的河叫大沟，河水很深，下雨就水流很急，船也过不了了。原来我们的村子就夹在两座山中间，顺着村子流的就是大沟。”他说。

　　一个水电站和两个村庄

　　背对滑坡现场而立，会发现完全相反的面貌，大寨村面对的称得上是美景。平静的湖面里露出青山，2007年竣工的光照电厂，改变了大寨村的地理环境。这个水电站主要承担着蓄水任务，为关岭县正在修建的另外两座水电站供水，大面积的高峡变为平湖。开车沿山路而行顺湖开了十几分钟，到尽头就是大寨村。那条已经难以深掘的“大沟”就是水库的上游支流。水电作为关岭县的支柱税收产业，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所输出的电力走向广东、广西等省份。大寨村人最切身的利益就是，通到山脚下自家门口的公路，终于在电厂竣工一年后修好了。
　　“2004年规划开始，附近村里的人就一直特别高兴。”岑朝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水电站修建动用了很多我们这里的劳力，我自己也去干活，每天的工资是60块到100多块不等，即使在南方打工，收入也不过如此，我们当然愿意在家门口工作了。现在还有少数干得好的就留在电站工作了。”水电站牵扯到土地的村庄就是大寨和坝湾。坝湾村民现在也大多被集中在安置点。“我们村比大寨强，因为水电站占我们村的土地比较多，每亩旱地的补偿款是1.38万元，每亩耕地是1.9999万元，这个数字算是邻近比较高的了。我们非常愿意卖给他们，靠土地能赚什么钱？我们村70%的自留地都淹没了。”坝湾村民邓越如告诉本刊记者，有些村民依靠土地补偿金在关岭县城买了房子，就成了村民们艳羡的对象，“可是别看电厂的水库那么大，真正大面积用的还是我们这些荒山。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地方”。
　　大寨村因为被占地较少，得到的补偿款不多，不过能打打零工，得到一条公路，他们还是很满足。何况每个月，被淹没田地的村民每人可以拿到50元补助金。水电站修建得非常气派，目前救灾指挥部和有700余人的灾民安置点就在电站里。灾难发生后，大寨村村民们对电站有些怀疑。在很多年轻的外出打工者口中曾有说法：“自从电站建好，家里就时常出现摇晃，门窗都动，也就一秒。”问居住当地的老人们，则得不到这样的答案。
　　赔偿款以外，电站和村庄不再有交集。去年开始，电站围出一个宽广的鱼塘放养鱼类维持生态环境，来钓鱼的城里人很多。“鱼塘是有围墙的。”曾经想赚钱的村民们，看到那并不算高的围墙还是打消了念头。目前灾民们住在电站里，电站导致灾害的原因已经被专家排除了。到灾害发生第六天，小范围天气预报显示，强降雨将在24小时内再次到来。根据航测得出的图像上，塌方山体更高处已经出现了狭长纵深的裂缝，很有可能再次塌方，山路上，大型挖掘机已经逐渐离开了那座巨大滑坡体。“终末防疫就要开始了，然后和北川一样封城3个月。”卫生局专家说。路两旁，站着依然等待的大寨村村民。

　　专家的灾难成因结论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国际滑坡委员会副主席殷跃平对此次地质灾害成因分析：
　　“专家现场勘察后认为，贵州关岭县地质灾害是一起罕见的特大滑坡碎屑流复合型灾害，当地特殊的地形、地质结构遭遇连续强降雨后，高位下滑的山体与下游一小山坡剧烈撞击转化为高速碎屑流高速下滑，并铲动大寨村一带表层堆积体后最终形成的特大滑坡、碎屑流灾害。
　　“这起灾害的发生与贵州光照电站蓄水发电无关。水库诱发的滑坡在我国有实例，但贵州关岭这起特大地质灾害不仅滑坡剪出口高出库区水位线460多米，碎屑流堆积区与水位线也还有几十米的差距，因此可以排除这起特大地质灾害是水库蓄水发电诱发的推论。在山区，常常认为滑坡可能与水电站建设有关系，但专家组到了实地勘测以后，发现贵州关岭这次特大山体滑坡从海拔1200多米处剪出，滑坡剪出口高出库区水位线460多米，并不是山区水电站水库蓄水后库区常见的‘跨线’滑坡，即滑坡的‘头’在水库上方、‘脚’在水库内的滑坡。
　　“2009年6月5日，重庆武隆也曾发生滑动距离达1.5公里的特大滑坡。这两起地质灾害都是高速远程滑坡，只是关岭这起特大地质灾害来得更加隐蔽、突然，难以防范。
　　“这起特大地质灾害的形成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当地地质结构比较特殊；这次灾害发生前，当地经受了罕见的强降雨；滑坡体下滑后冲力巨大，不仅形成碎屑流，而且滑动距离长达1.5公里；去年贵州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夏秋冬春四季连旱，强降雨更容易快速渗入山体下部的泥岩和砂岩中。
　　“以前中国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的调查，主要是采取房前屋后群防群治的模式，这起地质灾害则暴露了地质灾害防治的一些新问题。通过近10年的努力，中国已全面完成了覆盖全国山区丘陵的地质灾害调查，圈定了近20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但调查的深度远远不够，尤其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的研究和控制地质灾害形成演化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调查远远不够。去年夏天发生在大渡河流域等地的几起特大地质灾害和贵州关岭这起特大地质灾害，都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近年随着极端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重现期缩短，中国因高速远程滑坡造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灾害逐渐增加。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这种灾害类型的调查与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