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上，他入选中国“助人为乐好人”。
　　
　　他是余竹云——安徽中环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他是企业家，也是“中国好人”。
　　
　　相对于济济一堂的“小人物”，昨天，在“合肥有爱”座谈会上，他算独撑场面的“大角色”。可是他说，这也是一种悲哀。“在企业家里，我是个另类，这让我觉得悲哀。”
　　
　　一个人VS一群人
　　
　　中环城艺术馆二层的会议室里，相对于济济一堂的“小人物”，余竹云算是独撑场面的“大角色”。可在他眼里，这是一种悲哀。“在企业家里，我是个另类，这让我觉得悲哀。”
　　
　　“你会想，为什么做好事的都是这些普通百姓？一旦上升到富裕阶层，好像就变得很稀缺。”去北京参加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余竹云看看前后左右，没有找到一个同行。
　　
　　给家乡修路、帮助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捐赠农民工子弟学校……余竹云说，他不过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悲哀，本来都是我该做的事情，现在反而显得标新立异。”
　　
　　“我不需要‘中国好人’这个称号，我需要10000个房产商都是中国好人。”余竹云喜欢用一个比喻，“如果慈善这条路有100米，有的人跑了20米，40米，就放弃了，我跑了80米，不知道能不能跑到90米，但是，还有很多企业家还远在起跑线上。”
　　
　　做好事为什么不留名？
　　
　　“……18个冷漠路人也许他们会顾虑其他原因不去施救，应受到良心的谴责。”
　　
　　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社会上传播指责那个拾荒者救小悦悦是为了自己想出名，这才是最大的恶性。“如果好人没有好报，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消失这第‘19’人。试想一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小悦悦’。”
　　
　　小悦悦事件被媒体披露后，余竹云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评论：“发现好人，引导好人，奖励好人。”这是余竹云自己对慈善的注脚。
　　
　　在晨报的“合肥有爱”报道中，很多好心人面对记者时，总是摇摇手，轻轻一句“不愿意接受采访”。
　　
　　“做了好事，为什么不留名呢？”第一次听说合肥“磨店好人”李孝香时，余竹云还在国外，“谁说中国没有好人，这个社会真的冷漠么？”
　　
　　在余竹云看来，“寻找好人”是慈善的发现机制。“引导好人”则是慈善的引导机制。
　　
　　2009年冬天，气温骤降，余竹云给工地上的农民工工棚里装了空调。这个举动曾经遭到过非议，有些人甚至觉得他是沽名钓誉。
　　
　　其实余竹云也觉得矛盾。“普通人做好事大众能接受，能力更大的人做好事却受到了质疑，那么你是想他做好事还是不想呢？”
　　
　　企业家也要求表扬
　　
　　“富人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的作用、发挥的功效也会更加强大，但是我们却没有激发富人做慈善的机制。”
　　
　　企业家行善为什么不能求表扬？奖励好人，在余竹云看来，精神上的认同其实比物质上的奖励重要得多。
　　
　　“从这个层面上说，普通人和富人是一样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富人更加应该得到表扬，因为他们的力量大、影响大，但是需要一种机制，把富人的慈善潜力激发出来。”
　　
　　余竹云的圈子里也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家。聊到慈善，他认为，“企业家可能站在更高的高度看问题，而普通好人更加朴实、更加真挚，把人最本性的善良展现出来。”
　　
　　与“标哥”起点相同道路不同
　　
　　第一次做慈善，是给家乡修了一条路，之后，去囚犯的家庭送温暖，给农民工工棚装空调……余竹云的慈善行为，有点独辟蹊径。“我从来不到处洒钱，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地花出去。”
　　
　　说起慈善企业家，陈光标是个绕不开的人物。对于这位在媒体上诽誉参半的“标哥”，余竹云的理解是，“把慈善推向另一个浮躁，也许过了”，虽然不能认同标哥的行为方式，“但是认同他的出发点，从个人来说，这么多年，能拿出这么多钱，不容易。”
　　
　　相对于高调的标哥，余竹云的慈善路是：“不做无原则的慈善，要从机制体制上下功夫。”